官运亨通和取得中央级官衔
1896年是盛宣怀大发迹开端的关键一年。很多要事基本上发生在这一年：督办汉阳铁厂、督办铁路公司、被授予太常寺少卿和专折奏事特权，还有办银行、办南北洋大学堂等。这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长期酝酿和准备的结果。本书第六章已讲过，得益于李鸿章的提携，盛宣怀逐步控制了轮、电、矿、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并战胜了竞争对手，又在1874年、1884年和1894年三次反侵略战争中有较好的表现并增长了才干，这些都为大发迹准备了条件。而大发迹前的官场实践，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盛宣怀独当一面担任政府官职，始于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后来于1884年署任天津海关道四个月。但此两职都是署理，且时间很短，未见明显的政绩和作为。实授正任官位并有所作为，始自1886年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
山东半岛是南北洋“中间站”，地位十分重要，对李鸿章来说，尤其是如此。李鸿章发祥于上海，发展于京、津；经济实力植根于上海，政治势力的根基，则主要在京、津；而南北洋的连接点则在山东。所以，登莱青道这一职官，多年来为李鸿章的淮系或亲信如龚易图、刘瑞芬等所独占。继之而任此“道”官的就是号称“为合肥相国左右臂”的盛宣怀。当然，盛宣怀之任职于烟台，就其个人与山东的关系来说，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必然性。
盛宣怀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经常带着矿师深入烟台附近各州县矿区；又多次赈济山东省的水旱灾荒，对山东有一些贡献，并对那里的经济、文化等情况有所了解，到那里一展其抱负是很自然的。盛宣怀自1886年秋接任登莱青道，到1892年夏秋间调任天津海关道的近六年间，在官场的实践中取得做官的经验，为升官奠定了基础。他开始上任时，说道台本职工作做得不多，主要还是为轮、电两局的事务而忙碌。他函告李鸿章说：“○○（宣怀）莱青奉职，与百姓相安无事，藏拙避嚣，可称吏稳。终日手不停披，仍系轮电局事居多。”但政绩还是较好的，兹举他主持下治理小清河和办理山东内地轮船航运两件事，加以说明。
山东小清河，几乎年年成灾，盛宣怀办义赈中，尤其体会到它的危害：山东不少地区的灾荒，多系该河泛滥所致。于是他登莱青道一上任，即筹划疏浚小清河。经过仔细勘察和计算，于1889年开始，用“以工代赈”之法，动员民工开浚小清河。自历城县起到寿光县羊角沟入海处止，“殚三年之力，成河道四百里”，使历城以下九个县的积水，由河道流入海中，“使两岸田亩年受泛滥之灾者，悉变为膏腴”。收成丰登，民受其益不浅。
关于盛宣怀在山东办内河小火轮航运事，本书第五章第五节“发展内河轮船航运”一目中已有较为详尽的叙述，这里主要从他任道官关心当地民生的角度简单谈一下。
在盛宣怀任招商局督办后不久，出任山东登莱青道之前的半年即1886年春，他就提出办内地小火轮运输的建议。他认为内地办小轮航运可以避开洋商干扰而“我自主之”，把内河“一变而至火轮”，看作是致富强的要政之一，动员李鸿章“不惮为天下先”“为民兴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出掌他所素知的物产丰盈但交通梗阻的山东登州道篆，很自然地想到加速创办那里的小轮航运了。故下车伊始，即上书李鸿章说：“查泰西各国律法，不通商各埠只许本国轮船行驶，日本亦然。唯我中国因噎废食，则江河之利有与外商公共而无独得者。甚可惜也。”接着归到正题说：山东沿海1300余里有大小海口百余处，河深七八尺可行浅水轮船者约有十余处，如能办快船公司以利运输，则物产丰富的山东，其货物得以流通，人民亦可随之富裕起来，对生产者和商民都是有利的。他举掖县草帽缏的产销为例说，该处产销草帽缏年三四万包，皆由陆路盘山驮运，每包运费京钱4000文，共合银七八万两；“间有民船海运，常虞倾覆，商民畏之”。如用小轮由内河运输，每包运费一两，只需三四万两，商民可减少一半负担，且由于轮运可免偷漏，国家税收还可增加；另一方面轮运既快速又安全，诚如草帽缏商人杜荫溥、徐克敏等所说，“运道实属艰难，如能准用小轮船，由虎头崖太平湾驳运，则半日可到烟台，水脚又省又快”，而且安全不虞倾覆，“实为商民之便”。李鸿章很快批准实行，这对山东经济发展和利民利商起到了颇为有益的作用；同时土货出口增多，也起到抵制洋商侵利的作用。
盛宣怀除了关心他于前些年在山东勘察的矿务外，还在青岛、烟台创办了缫丝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任道台期间即着手利用当地及附近地区的原料筹办葡萄酒厂。他于1895年回忆此事，函告北洋大臣王文韶说：“在东海关任内，查得烟台、天津、营口等处所产葡萄，可照西法酿酒，曾与广南槟榔屿领事三品衔候选知府张振勋筹商创造，并于上年（1894年）延请酒师到烟台试造，尽合外洋畅销。”这个葡萄酒厂名曰张裕公司，集华商资本办成，请专利30年，“凡奉天、直隶、东三省地方，无论华洋商民，不准再有他人仿造”，并请免厘三年。
还有值得一书的，就是山东移民东北三省的事。盛宣怀做过许多慈善事业，尤其是在赈灾中。他深感山东地窄民贫，萌生了将缺地贫民移居东三省空旷而肥沃的土地去开垦，从而既解决民生问题，又能充实边疆的想法。首先他将辖区内胶东的贫民就近移居奉天，紧接着通过当时在漠河开金矿的李金镛，了解那里旷地及其肥沃程度、旗民与汉民的关系等，以便向黑河地区移民开垦和实边。他在登莱青道内移民于东北较多。李金镛称他“迁民德政”，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盛宣怀在烟台六年间，尽管他自己说所办“系轮电局事居多”，但政绩还是比较显著的，对民间疾苦也是比较关心的。虽不像沈毓桂评价的“泰岱六年民戴德，讴歌载道布春阳”那样崇高，但确有可“讴歌”之处。因为如果未在官场做出可“讴歌”的政绩，甚或声誉败坏，李鸿章要想荐升他也难以启齿。盛宣怀是深明此道的。
当然，盛宣怀的登莱青道篆执掌，不过是个过渡性差使而已。沈毓桂说东海“犹未得展其蕴蓄以大设施”，是知之颇深之论；而李鸿章是不会将盛宣怀久置于登州的，他打算让盛宣怀稍事历练后即授以要职。这个“道”一级的要职莫过于天津海关道了。李鸿章在推荐盛宣怀的奏稿中说明了天津海关道的重要性：“津海关道系冲、繁、疲、难四字最要之缺，地方洋务关系巨要。”这样的位置，派盛宣怀担任是最合适的，因为盛“志在匡时，坚忍任事，才识敏赡，堪资大用”。李鸿章历数盛宣怀任事的才干说：1884年曾署天津道，“措置裕如”；1886年至1892年东海道篆，成效卓著；在办轮、电中，“历年与洋商颉颃，挽回中国权利，关系通商大局”，结论是“该道力任艰巨，为人所不能为”。应该说，李鸿章对盛宣怀的称誉不算过分。但其实津海关道的重要性及盛宣怀任斯职的地位与作用，还不止李鸿章所说的那些。这一点，沈毓桂讲得很中肯。他写道：
盖津海为畿辅屏障，北洋锁钥，需才既亟，理治维艰。今得观察持节其地，上佐爵相调剂中外之情，运筹帷幄之地，无不得心应手，因应裕如。真所谓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任之。
“上佐爵相调剂中外之情，运筹帷幄之地”一语，意思就是说津关其地、其位、其作用，是清政府和李鸿章办内政和外交的参谋部。确实，如果说盛宣怀的泰岱六载道篆，是帝国主义侵略相对缓和、海疆比较平静的六年，那么，从1892年到1896年四载天津海关道篆期间，却是侵略战火弥漫、地当沿海要冲的天津很不平静的四年。对盛宣怀来说是战争与交涉频繁的四年，也是得以一展其政治才干的四年。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为李鸿章提供军政情报。盛宣怀在甲午战争中，利用津海关道和在握的电报等有利条件，及其与中外人士广泛交往的关系，为抗敌提供了不少可靠的情报。像他的好友郑观应，就不断及时地向盛宣怀报告各方面的军情。盛宣怀将各方报来的情况，直接告诉实际上的统帅李鸿章。例如，在牙山开战时，他禀告李鸿章说，“窃查倭人狡谲，各口有人改装侦探，用洋文密码通电，大碍军情”，必须严禁。
第二，对“密电”采取有效措施。在1894年7月25日牙山开战的第三天，盛宣怀即通知各电局严禁密电。本来只禁日本，但他唯恐“专禁倭电，仍可托名他国人传递”，于是提议“各局自六月二十五日（7月27日）起，除中国一等和三、四等有印官报及驻洋各钦差一等报、督办总办有印公报密码照发留底备查外，凡商报无论华洋文密码，均不准收”。即使明码各电，也需仔细检查，“如有关军务者，立即退还”。这种民族立场是鲜明的。当然盛宣怀有软弱性，当此命令实行不久很难贯彻时，他后退了，他在郑观应给他的信中“不准传递暗码”句旁亲笔注云：“不准传递暗码虽属公例，在中国恐做不到。”“在中国恐做不到”一语，表明他的精神状态是软弱的，鲜明地表现了盛宣怀的妥协性。
第三，献策御敌。当日军大股渡过鸭绿江侵犯到中国本土时，盛宣怀着急了。他看清了日军可能分两路进犯的危急形势：一是犯大连旅顺。“如大连湾旅顺一失，不仅花费千万尽掷，且船坞被夺水师难再战。”二是进犯沈阳。盛说，“自边门至山海关千余里无重兵，宋帅全军溃退，兵无战志”，敌军不难直取沈阳，“赴援无人，奉省一失，吉黑两省隔断”。到那时，盛宣怀描绘危险的情景说：“如旅顺陷，则渤海门户失；如沈阳陷，则山海关屏障撤。敌焰愈张，京都震动矣！”为此，盛宣怀上书李鸿章，提请急练陆海军。首先是照西法练陆军。他指出，“湘淮将领多不服西法，虽亦购其枪炮、习其操阵，仅学皮毛，不求精奥”，这是战败的原因之一。因此他要求仿照日本编练军队之法，用德国军制，先练二军共2.4万人，另马队、炮队各3000人，共练新兵3万人。募德国小兵官200余人为统领，营哨官皆一汉人一西人，“相辅而行”；半年之内练成。请“李傅相先派武备学堂德国教习先练五百人为模式”，而后推广。枪和炮皆购买最新式的，且需一律，做到“额不缺，饷不扣，枪炮不杂，号令不歧”。他认为这种军队“为游击之师，近守远攻，当能所向皆克”。陆军之外，赶速编练一支新海军。他将中日海军舰艇做一对比说，“日本水师得力，多而且快”，我则“船少驶缓”，既“不能击其运船”，亦难以在海战交锋中获胜。建议购买智利快船和美国安勒泰邦快船，它们均很先进，配以其他船艇，可自成一军，由华洋员会同统带，必能稳操胜算。盛宣怀认为，“以上海陆两军，倭事不了，固当速办，以制凶锋，倭事即了，亦当办成，以壮国势”，而且还能起到“使敌人知我有拼战之心，即讲解亦或稍易”的作用，故宜速办。这些见解和态度是正确的。
此外，盛宣怀对于用轮船招商局船只为战争运输服务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主张把招商局船“明卖暗托”于德商等以保局产，都是对抗敌有利的行为。
综上所述，盛宣怀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表现基本上是积极的、可取的。至此，盛宣怀又鲜明地增加了一个形象，即抵御外侮的形象，为“大发迹”增添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本来，津海关道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但它是地方官，距离盛宣怀“做大官”的愿望还较远，但却为大发迹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果然，到1896年，也即津海关道任满的那一年，真的开始大发迹了，清王朝授予他中央一级的职衔了。在被委为督办铁路总公司之后10天，即1896年10月30日（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被授为太常寺少卿；次年12月25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又被授为大理寺少卿。这些职称虽属荣誉衔并无实权，但表明进入中央一级了。而且，就在授予太常寺少卿的同时，给予了专折奏事的特权，可以直接同皇帝对话了。
本文经 重庆出版社 华章同人 授权，选摘自 夏东元 著《盛宣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