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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向新·向深·向善系列报道②
■见习记者 姚俊臣
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提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3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作出国内部署，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两场会议，一场面向全球，一场面向国内，前后呼应，共同传递出中国人工智能“向深向新”的坚定信号。
01
以深谋变：表述提级，政策落地
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深化拓展”，到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全面实施”，再到7月的“深入实施”——不到半年时间，“人工智能+”的政策表述连续升级。
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产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韦东远看来，从“深化拓展”到“全面实施”再到“深入实施”，每一次政策表述的强化，都对应着国家层面对人工智能战略定位、实施路径和治理框架的深刻思考。
“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聚焦同一议题、措辞持续递进，向市场传递出明确信号——AI是国家长期战略方向，短期不会摇摆。这有助于引导资本、企业、地方形成稳定预期，鼓励长期投入底层技术和行业解决方案，避免短期投机和同质化建设，形成全国协同推进的合力。”韦东远说。
政策导向明确后，“深入”如何落地?
今年以来，多部委实施意见、行动方案密集出台，加速落地，正是“深入”最直观的表达。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招标投标领域人工智能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围绕招标、投标、监管等全流程提出20个重点应用场景;5月，国家能源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首次将AI与能源战略深度绑定;6月，商务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人工智能+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部署“人工智能+”服务消费场景;6月，人社部等4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数智就业、智慧劳动关系、智慧人力资源服务等布局应用场景。
从招标投标到能源体系，从“AI+消费”到“AI+人社”，“人工智能+”行动正从纸面走向实际，向国民经济的若干细分领域渗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沙磊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横向看，深入意味着AI正与垂直领域知识加速融合，从通用能力走向专业能力;纵向看，深入意味着AI的角色正从辅助工具演变为推动科研范式和产业模式变革的创新引擎。
以生命科学领域为例，传统疾病诊断和药物研发高度依赖专家经验和大量实验验证，周期长、成本高。现在，通过AI大模型与多组学数据、医学知识体系结合，可以实现从数据解析、疾病预测到辅助科研决策的智能化升级。
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还特别强调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沙磊指出，在生命科学等复杂领域，AI应用不能仅依靠模型规模扩展，更需要解决数据理解、知识推理、科学规律建模等基础问题。只有夯实基础研究，才能推动AI从“数据驱动”走向“知识驱动”和“科学发现驱动”。
02
以新破局：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究竟新在何处?
在韦东远看来，面对新旧动能转换压力、全球新一轮科技竞争，依靠AI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既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存量的抓手，也是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增量的关键，必将承担稳定宏观经济、培育长期增长极的使命。
他认为，“人工智能+”是手段，“智能经济新形态”才是目标。“新”的本质在于一次根本性的范式转换，标志着人工智能从一种提升效率的辅助工具，跃升为驱动整个经济系统运行的核心引擎。具体来说：
一是动力机制新，从“赋能”到“驱动”。追溯以往，AI主要扮演“赋能者”角色，用于改造和优化产业特定环节。而如今，它开始自主嵌入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全过程，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二是要素体系新，“数据+算力+算法”成为核心。农业经济靠土地和劳动力，工业经济靠资本，智能经济则靠数据、算力、算法三大核心生产要素协同驱动。不过，也有专家提醒，在强调要素重要性的同时，需警惕非理性的要素崇拜。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指出，要避免对数据、算力等的非理性押注，数据信仰可能对产业创新和理论突破造成深层次损害，而算力信仰正在被架构创新和效率优化的现实所瓦解。
三是生产方式新，从“被动执行”到“人机智能协同”。AI已从被动执行指令的机器，转变为能够自主决策的智能体。生产的优化不再主要依赖人的经验判断，而是基于实时数据流进行动态调优。
四是产业组织新，从“线性链条”到“网络化生态”。智能经济打破了传统产业的线性关联与垂直边界，催生了“一人公司”(OPC)、超级个体等新的经营主体，使产业协作从垂直分工走向网络化。
五是运行逻辑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过去，经济系统是“数字记录”的静态画面;现在，它更像一个拥有“神经网络”的有机体。整个经济系统正从“人追着问题跑”迈向“系统围着需求转”。
未来，智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支撑作用也将在多个层面稳步释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知识自动化、决策智能化和生产柔性化;重构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存量优化”与“新兴产业”增量崛起并进;重塑要素配置，推动经济循环从“近似畅通”迈向“精准高效”。
03
以治行远：系统谋划治理体系
“人工智能+”越向新向深，治理越不能缺位。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深入实施”的同时，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与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一脉相承。
“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
这些时代之问，指向同一个方向--治理必须跟上发展步伐。
立足国内，人工智能治理正从单点防控走向协同推进。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立法节奏明显提速。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将人工智能正式纳入国家网络安全法律体系。“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被纳入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一批部门规章陆续出台。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郑玉双表示，我国人工智能的治理思路已经从过去几年的多点齐发、事后防范，正在转向系统谋划、整体构建。
在他看来，过去人工智能治理更多侧重于制定若干具体规范，例如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专项规章，“体系”则强调不同制度之间的相互衔接和协同运行。“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不仅意味着出台更多法律，更意味着构建一个能够持续运行、自我优化、动态调整的治理系统。
放眼国际，郑玉双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与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的“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共同构成了我国人工智能治理的两个层面、一个逻辑--国内治理是国际治理的基础，国际治理是国内治理的延伸。国内制度越成熟，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就越强;同时，国内治理也需要主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在开放合作中不断完善自身。
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陈天昊则告诉记者，我国在模型、场景、产业链条上的优势，使得AI在技术迭代和规模化应用过程中能够及时识别风险、检验规则、积累治理经验，为国内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实践基础;而这一体系持续沉淀的制度经验，又可转化为可复制、可交流的公共产品，提升我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能力。
以深谋变，以新破局，以治行远。毫无疑问的是，AI正以“深入”之势，重塑经济形态、更新治理逻辑。而一个更加完备、成熟、可持续的治理体系，能够为这场深刻的变革保驾护航，让“智能向善”理念真正成为现实。
总 监 制丨杨玉洋车海刚
监 制丨陈 波刘卫民
审 核丨周子勋 编 辑丨邹 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