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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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文森（1916～1968.5.22）福建泉州人。

1931年参加“互济会”，1932年参加共青团，任第二届特支委员会委员，1933年加入共产党，任中共泉州特区委员会委员。

1934年参加“左联”，1937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救亡日报》工作。

1938年任广东文学会理事。

1939年-44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任中共桂林统战工作组委员，1941年创办《文艺生活》月刊，任中共桂林文化支部书记，1944年任中共桂北工委委员，领导抗日武装。

1946年任文协港粤分会理事，香港文协常务理事，香港达德学院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顾问，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员。

1949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成立大会，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开国大典。

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中共港澳工委委员，第一届广东省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兼社长，中共华南分局文委委员，华南文联常委，中央电影局香港委员，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理事，中南文联常务理事，中南作协常委，中国新闻社理事，“三联办事处”主任。

1955年后，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1968年5月22日，司马文森因抗战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被肇事者摧残至吐血、心肌断裂亡于国务院部委办公室，终年52岁。（1980.12.08，证人左洪涛出席中国大庭审的证词）1970年6月国务院指示下达外交部：为司马文森同志举办追悼会， 8月14日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外交部党组1979年3月28日报中组部《关于司马文森同志的复查结论》：司马文森同志是我党的好干部，1968年5月22日在残酷迫害下，含冤去世。——外交部党组（79）部党字第101号

本文内容

不久前（60年代），我到北非作了一次访问。路程是：昆明——仰光——卡拉奇，经开罗再到阿尔及尔和摩洛哥。

在昆明机场国际航线候机室里，我意外地碰到三个阿尔及利亚青年，他们都很结实、年轻，最大的一个也不过二十五六岁。三个人都会说很流利的北京话，我心里想：他们大概都是外国留学生，学成要归国了吧？

不久，我们上了到仰光去的班机，那三个阿尔及利亚青年果然也和我们同机。

4小时后，我们到了仰光机场。有人来接我们，同时也来接那三个阿尔及利亚青年。因为要等赴开罗的飞机，我们要在仰光停几天，这样就得办第一道入境手续。

我们办入境手续倒很顺利，因为一切手续早在北京办妥了。可是，那三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朋友却碰到一些困难。因为他们没有护照，唯一有力的证件是中国政府发的“出境证明书”。

我们很快就离开机场，看到那三个阿尔及利亚青年还在机场等着。反正有人在招呼，我们也就安心了。

我们在仰光住了两天，等待另一班机从仰光飞开罗。

两天后，我们又到了仰光候机室，刚一进去，就看见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热情而愉快地和我们握手问好。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三个阿尔及利亚青年。我们在从昆明到仰光途中，虽没交谈过，但旅途重逢，即使一言不谈，同一架飞机旅行，就像有了同一命运，何况又都是从中国来的，怎不“一见如故”呢？我们也很高兴。

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你们没被原机送回？”

三个人都笑容满面地摇摇头。

那年纪较大的说：“我们在离开中国时就相信不会，只要找到中国朋友就不怕。”

我问：“在这儿还没你们的使馆？”

那年纪最轻、把发式理成半“和尚头”的青年说：“困难就在这儿。在中国和在缅甸，我们国家都还没有设立使馆，而我们又急于要回去。”

我问：“你们到哪儿？”

另一个满面络腮胡的青年回答说：“到我们独立的祖国——阿尔及利亚。”

我说：“我们也是到阿尔及利亚去的。”

这一句可起了意料不到的作用，那三个年轻人同时兴奋地跳起来了，六只手争着来和我紧握，同声叫着：“那太好啦！太好啦！”

年纪较大的问：“去工作还是去访问？”

络腮胡建议说：“最好能住上三个月半年，看看我们独立后的祖国，看看我们国家美丽的风光、富饶的土地！”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不想把话停住，最后还是那年纪较大的说：“到了阿尔及利亚，你们就会觉得像我们在中国一样，到处是亲人、兄弟。在我们武装斗争前，阿尔及利亚人从各方面的介绍认识了中国；在武装斗争后，阿尔及利亚人从亲身体会中把中国当作真正的朋友、同志和兄弟。”

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激动使我也不能不热情奔流、情绪激动了，我们紧握着手，但是机场已在广播：“到开罗去的旅客请登机”。

我和那位年纪较大的恰好就坐在同一排座位上。当飞机起飞后，我低声问他：“这两天怎么过？”

他毫不在乎地回答：“在旅馆里，不出门，什么地方也没去。因为没有护照、没有签证，带来一些麻烦，但中国民航公司办事处替我们做了担保，也就没有什么。这些小困难我们早想到，没关系。”说着，他乐天地笑了笑。

我又问：“到了开罗后，会不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他却十分乐观：“那儿有我们的使馆，我想会有麻烦，但不大。”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话匣子已经拉开了，我又问：“你们在中国住了多久啦？北京话讲得可好。”

坐在旁边的“和尚头”自动插进话来：“有两年时间哩，我们是来学习的。有好多人在我们国家刚独立时已先回去，都在做事，我们是等到把最后的课目学好才走。”

坐在前排的络腮胡也说：“我们来的时候，阿尔及利亚还在战斗，没有独立。”

我问他们：“你们是个独立国家了，为什么没有护照？”

他们说：“离开时还在战斗中，还没有独立，难道叫我们这些参加独立斗争的战士拿殖民主义者的护照到中国来学习？殖民主义者也不会发护照给我们的！”

我完全同意他的话，又问：“你们离开家乡有多久了？”

那年纪较大的说：“我已离开8年。”

和尚头和络腮胡也说：“也有六七年哩。”

我又问：“家在哪儿？”

两个都说：“在阿尔及尔，乡下，离城还有八九十公里。”另一个说在外省。

我衷心地替他们感到高兴：“这样，再过几天你们就可以同家人团聚哩。”

然而，这句话却引起他们无限的思虑，笑容没有了，沉重的心情使他们的面色变得格外严肃。

约有一分钟，那年纪较大的才说：“在过着那样流血痛苦和死亡的日子中，我们哪个青年人还能在家里呆住？那时，几乎是家家户户的，所有的年轻人都出来参加战斗，有的在民族解放军中，有的从事地下工作。法帝国主义在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了非常残酷的屠杀和镇压。但我们要解放自己，没有牺牲还能行？要胜利，就得付出代价！殖民主义者不会改变它嗜血本性。拿我们三个人来说，从参军的那一天起，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他们是否还在、有没有人牺牲，谁也不知道；村子是否被殖民主义者荡平了、还有人居住没有，也不知道。我们自然都想和家人团聚，可是更重要的是回国参加建设，把本领献给人民，献给我们独立后的祖国。”

一会儿，他又说，“当初我们出来时，都还小，父母就这样告诉我们：‘孩子，你放心出去，不用担心我们，不用想念我们，一心去打殖民主义者，不打到胜利就不用回来见我！’这不是个别情况，家家户户都这样说！兄弟，我这样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民族解放军在和法帝国主义者打仗时这样勇敢坚决！武装起义初期，我们只有一些破破烂烂的步枪，以至猎枪，而对方却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反动武装。7年多来，我们的人民武装越打越强，尽管殖民主义者有80万军队，最后它还不得不失败，胜利归于阿尔及利亚人民！”

那络腮胡也说：“我们的解放军学的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那种作风，打仗不怕死，和老百姓就像鱼和水，我们用的战略就是毛主席的战略，迫得敌人没法对付。”

和尚头也说：“到了我们的国家，你就知道，有很多人连毛主席著作的某些字句也能一句不差地背出来。”

鸟瞰尼罗河  图源：网络

当我们飞越一片茫无边际的苦热、干旱的沙漠，发现在机翼下有一条澄清、碧绿的大河，沿河两岸都是绿色肥沃的土地，种满了庄稼，聚着无数大小村庄。那年轻人指着它说：“尼罗河！”飞机上不久也在通知：“开罗！”

- 未完待续 -

出处 | 原载《文汇报》1963年12月25日

作者 | 司马文森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察-看天下（外交官说事儿）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