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是对外全面开拓的时代。除匈奴之战外，汉武帝还不断征伐四夷，拓展版图。
在南方和东南方向，汉武帝平东瓯、闽越，灭南越，把今天的两广地区和闽浙地区纳入版图；在西南方向，打通西南夷，把夜郎和滇国纳入版图；在东北方向，于今朝鲜境内的大同江附近设置辽东四郡；在西北方向，凿空西域，把西域变成汉朝可控的附庸版图。可以说，汉武帝时代的全面开拓，奠定了后世中国大一统疆域的重要基础。
汉武帝对外扩张的时间线是：先平东瓯、闽越，然后是汉匈战争在北方的对外作战，接下来是平定西南夷，同时灭掉南越，最后在东北地区设置辽东四郡，完成大一统。本章以方位代时间，按照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从辽东四郡讲起。
辽东四郡
上古以来，我国东北地区的族群问题就比较复杂。传统东北民族以东胡族群为基础，包括乌桓、鲜卑，以及后来的契丹、女真、蒙古，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在汉代，东北地区有夫余、肃慎、濊貉、高句丽，以及乌桓、鲜卑等不同的族群，有的可以称为邦国，有的只能叫部落或部族。
这些族群的活动范围也不同，例如肃慎，主要活动在松花江、牡丹江以东这一带；夫余、濊貉、高句丽，主要活动在松花江伊通河到今鸭绿江这一带；再如乌桓、鲜卑，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东胡，活动在大兴安岭的群山中。总之在汉朝，东北地区的族群情况比较复杂，并不属于单一的族群。
汉朝有一支军队在辽东，消灭了卫氏朝鲜。这件事很有意思。卫氏朝鲜由卫满创建。西汉初年，开国功臣卢绾受封燕王，后叛投匈奴。部将卫满率旧部东渡水，取代原朝鲜国王箕准，建立卫氏朝鲜。卫氏朝鲜的都城叫王险城。汉高祖和高后统治时期，天下初定，辽东太守与卫满约定，卫满的朝鲜国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史记·朝鲜列传》）。
等到朝鲜王卫满的孙子右渠即位时，已经到了汉武帝时代。右渠经常诱使汉地的一些百姓去朝鲜国，但汉人不太服从朝鲜国的管理，形成特殊的隶属关系。汉武帝元封年间，朝鲜国周边还有一些部族，比如说辰韩，就是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当地土著。朝鲜半岛生活着所谓的“三韩”，就是马韩、辰韩、弁韩。“三韩”当中的辰韩首领要求到汉朝来朝见汉武帝，但朝见时要经过朝鲜王右渠所控制的地区，右渠就加以阻挠，汉朝因此与朝鲜结怨。
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派人招降右渠。右渠不肯接受汉朝诏命，汉武帝就招募了一些有罪之人组成军队进攻朝鲜。同年秋，派楼船将军杨仆率五万大军，从齐地乘船渡渤海攻打朝鲜，另派左将军荀彘从辽东郡出发，海路、陆路两路夹击。当时左将军荀彘的军队先到，由于朝鲜王右渠发兵抵抗，左将军进军并不顺利。楼船将军率领七千人先期抵达王险城，朝鲜王右渠探知汉朝军队人数较少，便出城攻打。杨仆战败，逃匿山中，躲了十多天的时间，才逐渐地把溃散的士兵聚集起来。可以说，这次进军朝鲜并不顺利。
汉武帝因杨、荀两位将军出师不利，就派了军事将领卫山前去，以兵威再次劝降右渠。右渠派太子带着五千匹马和一些军粮向汉武帝投降。可是正要渡过水的时候，左将军和卫山担心太子兵变，就让太子的士兵不要携带武器，而太子怀疑左将军和卫山要设计杀害自己，索性就不再渡河，率众返回。在这次事件中，汉武帝本来可以用一个轻易简便的方式就劝降朝鲜，但由于卫山和荀彘两人的错误决策，丧失了这次机会。
此后两军相持不下，楼船将军在城南，左将军荀彘在西北，两支军队围困了王险城几个月，之后荀彘统并两军，急攻朝鲜军队，朝鲜大臣担心抵抗不住汉军，就准备投降。元封三年（前108年）夏，朝鲜贵族尼溪相参派人诱杀了右渠，向汉朝投降。汉朝统一朝鲜旧域后，就在那里设置了汉四郡，分别是真番郡、临屯郡、乐浪郡、玄菟郡。也就是说，汉朝用围困的方式使朝鲜国发生政变，最终解决了辽东问题，将辽东地区郡县化，纳入汉代疆土。
那么，在古代，如何判断一个地方是不是中国的领土呢？我认为有两个标准。首先是王化所及。这是指国家对地方能够有效地进行政教控制，比如说羁縻地区，中央虽然承认当地酋邦酋长的控制权，但酋长接受并服从了中央的命令，这就是王化所及。另一个标准是流官所至，就是中央政府设置在郡县的流官，可以有效地控制地方。如果满足这两个标准其中之一，就基本上可以认为该地区是中国古代领土的一部分。在汉武帝时代，中国已经在辽东地区，也就是今朝鲜境内，实现了中央对郡国的有效控制。虽然西汉后期，汉四郡的置废又有所变化，但辽东四郡的设置标志着汉朝对辽东地区拥有控制权。
通西南夷
汉代西南夷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一些。
西南夷是汉时对分布在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南部，云南和贵州一带朴素民族的总称。该区域族群繁杂，且交通相对辽东地区更加不便。辽东地区交通的主要问题是：当地有很多季节性的河流，夏秋河水泛滥的时候，军队行动不便，到了冬天，河流冰封、天寒地冻，军队行进又很困难，所以从汉代一直到隋唐，中原王朝在东北地区的征战都不是特别顺利。而西南地区情况不大一样，早在汉高后六年（前182年），汉朝便已经在僰道（今四川宜宾）和青衣（今四川雅安）这两个地方设置关市，跟西南的酋邦进行商业贸易，同时又以关隘分隔边疆。汉朝当时西南夷的情况如下所述：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莋都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史记·西南夷列传》）
在汉初的六七十年当中，除了与西南夷各部族开展贸易，其余的交往和了解并不多。西南夷的邦国部落有很多，其中比较大的是夜郎，主要在今贵州一带，“夜郎自大”的典故源于此。夜郎以西，还有一个较大的政权——滇国，滇国以北就是蜀郡。蜀郡的西南和东南方向，还分布着十几个小国政权，其中比较大的有邛都。这些小国的生活习俗也有区别，比如说邛都就有魋结（编头发）的习俗，以耕田为主要经济形态，形成了固定的聚落；巂、昆明这些小国也有魋结的习惯，会随着牲畜迁徙，以游牧为主要的经济形态；巂的东北方向，徙、莋最大；莋的东北方向，冉駹最大。这些聚落有的定居，也有的移徙。总之，巴蜀以外的部族比较多，生活习俗也有一些差别。因此说西南夷的情况异常复杂。
建元六年（前135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请降。汉朝令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到南越都城番禺后，南越人给他吃了一种蜀地特产的酱，叫枸酱。唐蒙就问酱是从哪里来的，南越国的人说，从南越往西北方向走，有一条江名叫牂牁江，有数里宽，从那里顺流而下，可以一直到番禺城下。因为酱是蜀地产的，而蜀地距离牂牁江仍有距离，唐蒙就觉得很奇怪。唐蒙回到长安之后，就此事询问长安的商人。长安的商人说，枸酱只在蜀地出产，但出蜀地之后，很多商人把它卖给夜郎一带的人。夜郎离牂牁江比较近，可以通船，南越国经常通过牂牁江到夜郎去进行贸易，这样就把原产于蜀地的枸酱带到了南越国。
唐蒙想到，如果从四川巴蜀打通一条到夜郎的道路，然后通过夜郎走牂牁江，从西面进攻番禺，就能顺利攻下南越。汉朝于是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带着万余人，准备从巴蜀进入西南夷莋关，而且唐蒙还见到了夜郎部落的君主，夜郎旁边的这些小部落也都愿意归附汉朝。
这种情况下，汉朝在蜀郡以南设置了犍为郡，征调巴蜀一带的士兵去开通道路，计划从僰道出发开通一条直通牂牁江的道路。唐蒙通夜郎道的同时，司马相如禀报，西夷邛、莋也可以设置郡县，于是汉武帝任司马相如为中郎将，计划收服邛、莋这一带，设一个都尉、十余个县，作为蜀郡的隶属地域。
可是此后几年的时间，道路一直没有打通，“士罢饿馁，离暑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亡功”（《汉书·西南夷传》）。而且按照《史记·平准书》的记载，即使汉朝把巴、蜀两郡所给的租税全部用于开通西南夷的道路，仍然不敷支出。此时，御史大夫公孙弘认为，这些举措“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且多方征战对国家的危害太大，建议先集中解决匈奴问题，再解决西南夷的问题。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言，暂停了对西南夷的进一步整合，搁置了通路的计划，但仍然设置了两个县和一个都尉。当时，反对征伐的人不少，丞相史严安就提出，“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这些功业只是有利于提议的人建功立业，并非利天下长策，指出征伐四夷对黎民和国家造成了深重负担。[1]
张骞通西域到了大夏，在那里看见了蜀布和邛都的竹杖，感到奇怪，便问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大夏人说是来自汉朝蜀地，是从蜀人的市场上买来，并经过贸易卖到一个叫身毒国的地方。身毒国离邛、蜀大概有两千多里，是中国史籍对“印度”的别译。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汇报了在大夏的所见所闻。听完张骞的汇报，汉武帝意识到，西南地区还有一条路可以到达身毒，便派了一些使者出西南夷寻找身毒国。结果在途经滇国的时候，滇王对汉使者说：“汉孰与我大？”夜郎王也曾这么问，可见西南夷的这些君长对中原了解甚微。
元鼎年间，汉武帝大举进攻南越，南越一破，依附于南越的夜郎很快归附汉朝，还有邛国、冉駹等国，汉朝都一一收编，改邛都为越嶲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白马为武都郡，使西南邦国郡县化。此外，汉武帝还赐夜郎王和滇王王印，设滇国为益州郡。汉武帝元鼎年间前后，西南地区完成郡县化的范围，大致包括今云南、贵州、四川及青海东部。
南服百越
关于南越的情况，要先从秦朝谈起。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着手平定岭南地区的百越之地。百越平定之后，秦始皇开凿灵渠，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又从中原地区迁百姓充实边郡，与百越人杂居。置岭南郡县十三年后，正值秦末中原战乱之际，南海郡的郡尉任嚣突然病重，他曾与龙川县的县令赵佗共商割据岭南，以避战乱之事。同年，任嚣病逝，葬于番禺，于是赵佗自立为南海郡郡尉。秦亡后，赵佗逐步攻下桂林郡和象郡，自称南越王（南越武王）。
汉朝统一中原后连年征战，无暇顾及南越。到了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高祖派陆贾册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是中原人，懂得中原文化，很有治理才能，曾组织一批中原人迁徙到南越，所以汉朝就让赵佗治理岭南地区，与越人和睦相处，尤其要保障汉朝的边境（长沙郡）安全。赵佗很长寿，一直活到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之后赵佗的孙子赵胡继位南越王。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国国王邹郢向南越发动战争，攻打南越的边境城镇，赵胡派人上书，汉武帝派中大夫庄助传达汉朝与南越共同兴兵、讨伐闽越的旨意。赵胡不但遵从汉朝的旨意，还派自己的儿子赵婴齐到长安来，表面上是做汉武帝的侍卫，实则是为了取得汉武帝的信任来当人质。赵胡在位十来年就病死了，之后就由赵婴齐接任南越王。
赵婴齐在长安做人质时，娶了邯郸女子樛氏。回番禺继承王位后，赵婴齐就请求立邯郸樛氏为王后，并立樛氏之子赵兴为太子。元鼎四年（前113年），赵婴齐去世，太子赵兴继承南越王王位，母亲邯郸樛氏成了南越国太后。
樛氏在嫁给赵婴齐之前，曾与汉朝官员安国少季有过一段恋情。赵婴齐死后，汉武帝就派安国少季、终军等作为使者去南越国，传达统一南越的意愿。当时赵兴年龄还很小，樛太后掌权。安国少季和太后有旧情，到了南越后跟太后又续前缘，太后的威信因此变低，当时南越国的很多贵族都不愿意听命于太后和南越王赵兴，其统治集团发生了分裂。
樛太后害怕南越国的政权不稳，就力主归顺汉朝，上书说愿和汉朝的诸侯王一样，三年一朝拜，还把边关要塞全撤除，归附汉朝当诸侯国。汉武帝欣然同意，而且赐给南越国的丞相吕嘉银印，给其他一些高级官员也赐了印，还蠲除了南越国法令，改用汉朝法律。
但南越丞相吕嘉本身极力反对统一，他劫持了樛太后和南越王赵兴，在杀死樛太后和南越王之后，又尽杀汉使者，举兵叛乱。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朝出兵平叛，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史记·南越列传》），最后到达番禺的北部；然后“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史记·南越列传》）。两位南越投降后封侯的将领，从零陵出发，分两路行军；南越人驰义侯何遗，征调巴蜀的囚徒和夜郎兵，经牂牁江走水路；最终都在番禺城下会合。
元鼎六年（前111年）冬，楼船将军杨仆的军队先行到达番禺，随后伏波将军路博德也来会师，很快攻破番禺城。此时吕嘉所立的南越新王为赵建德。吕嘉与赵建德率领数百部众逃亡入海，伏波将军派人去追，最后将两人俘获。总之，这场战役相当顺利，戈船将军、下濑将军所率军队和驰义侯所征发的巴蜀夜郎兵还没到，番禺就已经拿下了。
此后，汉朝在南越国故地，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至此，绵延了九十三年的南越国覆灭。汉朝国土的南境超越了今两广、海南岛，将今天越南的北部地区也纳入版图，直至宋代。经五代十国战乱，越南北部地区虽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但此后仍然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直到清末才随宗藩体系的瓦解而独立。
总结辽东、西南和南越用兵，《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说：“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两粤起严助、朱买臣，朝鲜由涉何。遭世富盛，动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观太宗填抚尉佗，岂古所谓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者哉。”孔子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恶用战哉，恶用战哉。
凿空西域
汉武帝时期，西域与中原相互来往。按照《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狭义的西域，范围略大于今天的新疆地区，是在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西域有大小邦国五十余个，都分布在匈奴政权以西、乌孙政权以南。
按照汉朝的地理观，西域地区东西六千里，南北千余里，东面接着玉门关和阳关，向西以葱岭为界。西域南面，是连绵的昆仑山脉和祁连山，自西域跨越祁连山，就可以到达汉朝的河西走廊。这大概是汉代西域的地理版图。另外，西域地区还有条大河，大河向东注入蒲昌海。蒲昌海在汉代又被称为盐泽，就是我们熟知的罗布泊。在汉代，罗布泊距离阳关、玉门关大概三百多里，不是很远，而且罗布泊在汉代范围很大，湖面有三四百里。[2]
汉朝计划以山川河湖为界，对西域诸国建立有效统治。到了汉武帝时代，汉朝对于西域的有效控制达到今新疆伊犁地区。当时这个地方叫乌孙，乌孙的治所叫赤谷城。此外还有康居等属国，都处于汉朝有效的控制范围中。而西域都护所治的乌垒城距离阳关两千七百多里，可以说是在西域的中心位置。汉朝对于通过西域进而从事对外贸易的这条交通线路已经把控得非常有力了。
当时西域各政权的风俗，大致类似：“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史记·大宛列传》）
汉朝经营西域，先是派遣张骞联合各政权，以对抗匈奴。此后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降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设置酒泉郡后陆续又设置武威、张掖、敦煌诸郡，以及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在河西走廊屯田戍守，从此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交通咽喉畅通起来。
再后来，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虽然劳师靡饷，但客观上收到了“西域震惧”的效果。西域各政权，慑于大汉声威，又羡慕汉家物产，故多遣使往来。“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汉书·西域传》）
此后，天山南北道皆被汉朝控制，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治所在乌垒城，去阳关两千七百多里。在西域中部设立幕府，表明汉朝彻底控制了西域，而“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汉书·西域传》）。到了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又设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以上史实都证明，经过西汉时期的经营，今天的新疆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纳入中国的版图。
四夷咸服
我们该如何评价汉武帝征伐四夷？
汉武帝时代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上都有开拓，这个功绩值得肯定，为后来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奠定了基本的统治范围。比如唐朝，其版图向东虽然没有如汉朝一样延伸到今朝鲜境内，但是向西则远远超过了汉朝。汉武帝时代的开拓，直接影响到了后代的疆域观念。
汉武帝征伐四夷，把诸多民族纳入中原文明的影响范围之内。汉武帝的开拓，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一个多元一体、多民族统一的共同体，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既有主体民族的文化贡献，也离不开众多少数民族的共同参与。所以汉武帝四方开拓，让诸多民族文化都融入中华文明之中，最终实现多民族的统一和融合。
汉武帝四方开拓，同时也增强了中原文化对于周边区域的辐射，扩大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力。这一点我们毫不讳言，中原文化的影响向东一直到达朝鲜半岛，向西一直越过葱岭，向西南已经到达今云贵地区，向南实际上已经到达了今天越南的北部。中原文明影响变大，促进不同民族、文明交流。时至今日，在新疆地区仍可以看到墓葬中出土的汉代丝织品，其中还绣有汉代的文字，比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由此可知，“中国”的概念伴随着汉朝这个中华文明体的实体概念，辐射在西域的广袤土地之上。
以上就是汉武帝全面开拓的积极意义。
在这些积极意义之外，我认为，汉武帝有一些军事行动并无必要，特别是有些战争给老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比如为了筹措军费，朝廷加重了人头税。汉代对成年人征收算赋，对儿童则征收口赋，税额低于算赋，相当于打折的人头税。根据《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记载，汉武帝为了征伐四夷，加重盘剥压榨老百姓，规定孩子三岁之后就要交纳口赋，所以老百姓非常痛苦，有些人生下孩子后就杀掉或抛弃，不愿意将其养大。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西汉后期，直至贡禹建议小孩到了七岁换牙再出口赋，到了成年二十岁再完整征收算赋。[3]为了征伐四夷，对三岁小孩征收人头税，实在是非常苛刻的一个制度。
再比如，由于长期征伐四夷，汉朝财政用度不足，国库空虚，于是汉武帝时期就颁行了榷酒酤和盐铁官营，针对酿酒业进行国家专营，征收交易税，把盐铁产业的经营权设为国家委任大商人专卖的形式；“铸白金，造皮币”，进行货币改革，发行大面值货币，目的是搜刮贵族阶层的钱。也就是说，不仅老百姓要盘剥，贵族也同样要搜刮。汉武帝实施的财产税收制度——算缗法，“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汉书·西域传》），家庭财产都要收税，家里有车、有船要收税，养鸡、养鸭、养牛也要收税。最后到了“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汉书·西域传》）的程度，老百姓反抗国家的赋税、徭役、盘剥，最后成为盗贼、流民。汉武帝指派使者持着象征威权的斧钺，穿着锦绣华美的衣服，代表中央到郡国去，以严刑苛法督促郡国长官镇压百姓的反抗。使用这种雷霆手段，才勉强稳定住濒临崩溃的社会秩序。[4]
虽然汉武帝的政策是打击豪强，增加国力，但是我们要知道，文景时代不抑兼并、不抑豪强，也没有严重的流民问题，老百姓安居乐业。汉武帝时代，种种政策导致老百姓没有积蓄，不愿意养孩子，反抗后成为流民，本质上不利于社会生产。
汉武帝用严刑苛法诛杀敢说话、敢反抗的人，加上战争、天灾，老百姓生活破产，导致“户口减半”（也有一种说法是“物故者半”）。户口减半指的是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流失了一半，物故者半指的是人口总和中有一半死亡。这两者含义完全不同，户口减半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软性因素，比如流民，比如人口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导致人口负增长；而物故者半指人口直接死亡了一半，而汉代有着非常严密的郡县乡里组织和严格的户籍统计制度，每年会在八月“算民”，统计数据以九月底为限，相对较客观。无论是“户口减半”还是“物故者半”，都是对悲惨现实的客观反映。
所以，汉武帝的开拓，可以说到了穷兵黩武的程度，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对此，不妨来听听宋朝大儒范仲淹的观点。范仲淹被评价为“已到真儒继孟荀”，意思是他是一个真正的儒者，道德文章和思想可以继承孟子、荀子。范仲淹在主持对西夏用兵时，以安定、稳妥和止损为原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以民为天下之乐，天下兴亡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后来官至宰相，死后谥忠宣（称范忠宣公）。他在临死之前给宋徽宗的上书中劝诫徽宗：“有城必守，得地难耕”，意思是切勿穷兵黩武，更不要盲目开疆拓土。范忠宣公之语，令人感慨万千。新打下的土地，不仅要派士卒去守，还要迁徙百姓去开垦荒地，付出的成本可能远超最后所得的收益。
看待历史时，我们既要看政治问题，也要看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不单单是简单的利益问题，在中国其实就是四个字——“经世济民”，看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不好，背后更是“民生”两个大字。所以，汉武帝时代的全面开拓，一方面有积极意义，另外一方面也切实地给民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在此，我用孟子的话作为这一章的结尾：“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光辉的一种观念。我们评价历史时，一定不能忘了古代先贤的教诲：“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任何一个时代如果不以民为本，而去伤害民生、戕害百姓，这个时代的政治无论多么辉煌壮阔，都是暴政。
[1]《汉书·严安传》故丞相史严安上书：“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警，而外累于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挐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摩剑，矫箭控弦，转输军粮，未见休时，此天下所共忧也。”
[2]《汉书·西域传》：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3]《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自（贡）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贡）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
[4]《汉书·西域传》：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
本文经 天地出版社 天喜文化 授权，选摘自 武黎嵩 著《转轨：汉武帝和他的大变革时代》，点击下方链接购买。